保育論述常將入侵物種描繪為與殖民時間線相關的生物實體，並經常使用如「alien（外來）」、「colonizing（殖民）」、「colonial（殖民化）」以及「native（本土）」等術語。這種對殖民時間線的關注，源於保育生物學與入侵生態學領域的科學出版物，並透過國家和非政府組織在入侵物種管理行動得以實踐。殖民主義以多種方式對原住民族產生影響，但原住民族是如何看待入侵物種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呢？

我們與阿尼什納貝（Anishnaabe）原住民社區進行了民族誌研究，以探討他們如何將出現入侵物種的現象概念化。研究得出三個主要見解：首先，阿尼什納貝人認為植物與所有生命一樣，是以獨立個體的身分存在民族（nations）的成員中，而非僅僅被視為「物種（species）」。一些阿尼什納貝人將新植物的到來視為自然遷徙的現象。第二，他們強調積極探索新物種為什麼到來的重要性，有時甚至需要藉助動物作為老師的指引。最後，儘管阿尼什納貝人認為出現入侵物種的現象與殖民主義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他們對入侵物種的多元思考方式，為主流科學論述中「本土—非本土」的二元框架提供了其他種可能性。

前言

數十年來，入侵物種一直是人為所造成的環境影響中，經常被討論的核心議題（Vitousek et al. 1996）。生物科學研究顯示，動物滅絕與入侵物種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Clavero and García-Berthou 2005），而氣候變遷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Thomas et al. 2004）。生物交換（Biotic exchange），即「有意或偶然將植物和動物引入新生態系統」，現已被認為是全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Sala et al. 2000）。減緩入侵物種的影響是當今全球永續發展的重要挑戰（Paini et al. 2016; Simberloff et al. 2010; Butchart et al. 2010）。

在入侵物種的研究與管理策略中，主要關注於引入植物和動物如何對環境帶來變化，包括對棲息地或原生物種的取代與喪失。研究人員、保育組織和土地管理者高度關注入侵物種的議題，包含維護生物多樣性（Gurevitch and Padilla 2004）、維護大空間尺度的生態功能（Mack and D’Antonio 1998; Kenis et al 2009），以及將社會影響降至最低以維護經濟和其他福祉等目標（Holmes et al. 2009; Pejchar and Mooney 2009）。對於從事相關工作的主流保育科學家和管理者而言，新物種通常因其與人類的關聯性被分類為外來（alien）或異域（exotic）物種，與人類的關係增強了他們的移動性（例如，水生植物和動物隨貨船壓艙水傳播）及更有機會定居（例如，因為土地利用造成土壤營養物質增加（譯註：可能指肥料使用或水質汙染），加強了水生或濕地植物的定居）。並非所有引入的物種都會成為入侵者，只有那些能自行迅速擴散的植物或動物才是如此，而在某些情況下原生物種也可能成為入侵者。例如，維多利亞楓（Pittosporum undulatum）在澳大利亞東部的擴張就是其中一個案例（Leishman and Thomson 2005）。此外，在美國原住民社區的語境背景中，「本土（native）」這一術語與殖民時間線有著關聯性（Davis 2009）。圍繞在使用「本土」和「入侵」視角理解動態生態系統是否適切的概念性辯論，對傳統保育學提出了重大挑戰（Davis et al. 2011）。這些辯論，以及原住民知識在永續性科學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促使我們與其他學者（e.g., Robinson et al. 2005; Trigger 2008）一樣，探索不同於主流觀點的視角，尋找入侵物種與殖民時間線以外的替代結構。在本文中，我們探討了原住民知識（例如阿尼什納貝社區持有並實踐的知識）是否能在因人類影響而快速變化的時代中，為地球提供一種替代性的管理體系。

研究方法

我們在美國密西根州與阿尼什納貝的傳統文化傳承者進行了實地調查，以了解他們的觀點並針對這個總體研究問題產生新的見解。我們在研究結果中，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概念結構，用於理解植物引入與環境變化的關係和過程。第一作者尼古拉斯·雷奧（Nicholas Reo）是這些社區的一員，並與阿尼什納貝的自然與文化資源機構建立研究合作夥伴關係，這些機構也支持了本研究。建立在雷奧十多年來於該地區的研究基礎上，本研究包含兩個部分。首先，我們對社區中的22位傳統文化傳承者進行了開放式民族誌訪談，進行兩年的非正式對話和民族誌研究。訪談由雷奧及三位當地的阿尼什納貝研究助理進行，奧格登（Ogden）協助開發研究方法並分析數據。我們首先從廣泛的視角進行訪談，詢問有關當地環境變化的問題，隨後深入探討與外來種植物變化相關的問題。

每次訪談時間持續1至3小時，採用標準的開放式訪談工具，並進行錄音。傳統文化傳承者在社區是受人尊敬的成員，他們擁有阿尼什納貝習俗和禮儀的知識，了解植物和動物，以及當地的歷史背景。大多數傳統文化傳承者是社區中的長者，但我們也訪談了參與自然資源管理和自發性活動的年輕社區成員。我們遵循社區的慣例，使用「傳統醫生（traditional doctors）」來描述傳統醫療從業者，並使用「植物助手（plant helpers）」來描述協助傳統醫生的專家。這兩群人對植物的藥用和營養價值尤其了解。

其次，我們舉辦了一場為期三天的聚會，由阿尼什納貝的傳統文化傳承者與當地青年及自然資源管理者分享他們對本地闊葉香蒲（Typha latifolia）的知識。社區長者向我們展示了如何採集和製備香蒲，以作為食物和用於製作家用品如墊子和玩具。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聚會遵循了阿尼什納貝的文化規範與禮儀，包括以特定的儀式開始和結束這段經驗交流。

研究結果

在蘇聖瑪麗部落（Sault Ste Marie Tribe）的奇佩瓦印第安人（Chippewa Indians）以及在米爾斯灣印第安社區（Bay Mills Indian Community）的家園裡，正因為兩種水生植物的引入而處在環境快速變化的臨界點上，這兩種水生植物是──蘆葦（Phragmites australis）和香蒲（Typha x glauca）。這兩種植物會引起多方面的生態系統變化，甚至突破臨界點，將五大湖沿岸濕地推向不理想的、從未有過的狀態（Tuchman et al. 2009；Lishawa et al. 2014）。這些劇烈的生態系統變化與該地區其他引入物種曾經造成的影響模式一致（Walsh et al. 2016），也符合全球的情況（Franklin et al. 2016）。這些植物的出現部分激發了我們的研究主題，但我們與傳統文化傳承者的研究討論範圍超越了特定物種，涵蓋了更廣泛的環境變化。

與所有社區一樣，蘇聖瑪麗部落和米爾斯灣部落的公民對世界，包括環境變化，持有多元的價值觀、意見和觀點。在這兩個社區內，對於環境變化和引入物種的看法和行動存在許多差異。一些阿尼什納貝人及部落政府計畫認為引入物種是一個重大威脅，並採取多種方法和技術來應對，包括偶爾使用除草劑和殺蟲劑。這兩個部落的自然資源部門員工認為西方科學與原住民知識是解決環境變化問題的互補來源。蘇聖瑪麗和米爾斯灣部落積極透過不同應對措施的試驗，以面對引入物種的挑戰，這些措施依賴於原住民知識和西方科學知識體系的結合。

即便阿尼什納貝成員之間在生活方式和世界觀上有著多重討論，然而他們獨特且重要的理解自身身份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他們的社群價值觀，還有他們對環境變化的看法與應對方式。「Aki」這一概念是阿尼什納貝人在理解土地倫理與土地占有系統的基礎。通常在英語中翻譯為「地球（Earth）」，但「Aki」的涵義更廣，包含在宇宙觀底下的地方神聖性（Cornell 1990）。我們在本文標題中使用「Aki」，以致敬阿尼什納貝人的教導，他們認為土地是神聖的，並且是造物主的化身。這一神聖性同樣適用於所有生命，包括植物與動物、水與石頭、以及許多非阿尼什納貝人可能認為不是生命形式的超自然存在。阿尼什納貝人關於「Aki」的基本教誨，與世界上其他許多原住民文化的信仰和教誨相契合，例如墨西哥的拉拉穆里人（Rarámuri）（Salmon 2000）和阿拉斯加西部的尤皮克人（Yupik）（Fienup-Riordan 1995）。基於這一基礎且具關聯性的概念，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指出，所有生命體都與造物主的其他部分（譯註：大自然中的其他生命）共享恩賜，接受這些恩賜（例如從香蒲的贈與中獲得營養）會啟動對土地的責任以及互惠的系統（Kimmerer 2013）。雖然我們訪談的阿尼什納貝人對環境變化與外來物種有多樣的看法和觀點，但「Aki」的倫理意涵貫穿於我們的所有對話中。

我們的研究揭示了以下三個重要發現，包含看待入侵物種的替代性視角。首先，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強調，所有植物和動物都被視為個人（person），他們組成「民族（nations）」，這與西方科學對「物種（species）」的概念有所不同。與其將「入侵物種」視為問題，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將新植物或動物的到來視為非人類民族的自然遷徙過程。第二，根據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人類有責任去理解新植物或動物為何進入他們的領地，並應積極探索人類與這些新植物或動物之間的新關係。第三，我們的阿尼什納貝合作夥伴重新詮釋了環境變化的問題，將其與歐裔美國土地倫理的引入相聯繫。我們的訪談揭示了環境變化與歐洲移民定居相關的具體關聯性，但這並非僅僅與歐洲移民接觸後的生物損失和變化的時間線有關。相反，根據阿尼什納貝人的教導，問題的根源在於「入侵性（invasive）」的意識形態，而不是特定動植物的過錯。

移民民族

在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中，植物和動物不僅僅是物種；它們被視為人。例如，樹木被稱為「站立的人（the standing people）」，而阿尼什納貝語中一個形容楓樹的詞是 anenemik，意思是「人樹（the man tree）」（Kimmerer, 2013）。植物和動物不僅是人，還是親人，屬於阿尼什納貝大家庭的一部分（參見 Kimmerer, 2013; Johnston, 1976）。例如，Migiizi（老鷹）被視為阿尼什納貝人的祖先，從天空中一直守護著他們的人類親戚。我們發起這項民族誌研究，目的是了解持有「親緣中心（kincentric）」世界觀（Salmon, 2000）的一群人是如何看待引入物種和「入侵（invasive）」物種。儘管並非所有原住民族群都持有相同信仰，但全球有多個原住民族群普遍認為植物、動物和其他生命體是他們大家庭的成員。例如，奧特亞羅瓦（Aotearoa，譯註：毛利語中的紐西蘭）紐西蘭的毛利人與阿尼什納貝人一樣，將河流視為他們的活祖先（living ancestors）（Muru-Lanning, 2016; Fox et al., 2017），而新南威爾斯州的原住民則認為他們與家園中的非人類生命體也有親緣關係（Rose et al., 2003）。

接受我們訪談的傳統文化傳承者強調，在他們對植物和動物的倫理責任中，首要遵循的原則是在收割之前請求他們的允許。阿尼什納貝人指導人們在採集植物之前要先與植物交談（同樣參見 Kimmerer, 2013），這種方式承認了與非人類的親緣關係。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阿尼什納貝的採集者會先自我介紹，解釋為什麼需要採集植物、如何尊重植物，並對可能奪走其生命的植物表達感謝和歉意。阿尼什納貝的這項原則早於並優先於法律對採集許可證或土地所有權的規範。米爾斯灣的文化領袖兼長者凱西·勒布朗克（Kathy Leblanc）解釋道：「對我而言，這是我們的土地。我不在乎它是國家、私人還是聯邦的土地，它是阿尼什納貝 aki的，我的採集只需要得到植物的允許；我不需要政府或保育委員會的許可。」

根據阿尼什納貝人的教誨，所有的植物和動物民族都有各自的創世故事、智慧以及由造物主賜予的獨特禮物。然而，人們對於新引入物種的這些細節並不了解，這卻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訪談的幾位社區成員表示，他們有興趣從與這些新物種長期共存的原住民族群中學習，也希望直接向這些新物種學習。例如，蘇聖瑪麗部落的文化教育者巴德·拜倫（Bud Biron）問道：「我想知道有沒有人在意並曾經詢問過亞洲鯉魚（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 H. molitrix, Mylopharyngodon piceus, and Ctenopharyngodon idella）或香蒲（Typha x glauca），為什麼他們會來到這裡？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儀式來詢問這些新植物和動物他們來到這裡的原因。」籃簍製造者（basketmaker）兼文化教育者喬什·霍明加（Josh Hominga）也有相似的敘述：「一位長者談到了如何利用我們的一些傳統，你知道，像是有人曾經放下煙草，並請求這隻蟲子（光臘瘦吉丁蟲-Agrilus planipennis）離開嗎？」

就像人類一樣，植物和動物也被嵌入在多層次的社會關係之中，包括阿尼什納貝稱為「民族（nations）」的集體，以及民族內部的分支，例如氏族（clans）。作為民族的成員，植物、動物和人類一樣會遷徙。我們訪談的幾位阿尼什納貝合作者提供了這種對植物種群變化的解釋。儘管一些傳統醫生及其助手對特定植物在區域內的減少表示擔憂，但大多數人採取了一種「觀望（wait-and-see）」的務實態度。凱西·勒布朗（Kathy Leblanc）表示，入侵物種可能只是在演繹他們自己的遷徙故事。對於勒布朗而言，我們並不了解新植物是暫時經過還是會永久留下，但她認為他們的存在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地方。

例如，來自明尼蘇達州紅湖的阿尼什納貝傳統醫生基思·史密斯（Keith Smith）描述了社區如何看待引入的蚯蚓。蚯蚓，例如常見的普通蚯蚓（Lumbricus terrestris），在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和明尼蘇達州的某些地區已經普遍存在。這些引入物種以快速改變營養循環的過程而聞名，同時還會減少五大湖上游區森林中的下層植被的多樣性和數量。阿尼什納貝人會用來作為食品和藥材的草本植物，如野薑（Asarum canadensis），似乎受到入侵性普通蚯蚓的顯著影響（Bohlen et al., 2004）。即便如此，不是阿尼什納貝人的土地管理者對蚯蚓的焦慮與其母親的歡迎態度形成對比。正如他描述的那樣，他的母親對蚯蚓說：「來吃吧！」

相較於入侵物種管理和研究的主流觀點，我們的訪談者認為當某種動植物是新來的、由人類引入的，即便導致環境變化，並不意味著他們是不受歡迎的或本質上是壞的。植物和動物會移動和遷徙，而這些遷徙本身並非是好或壞。我們的訪談反覆提到一種謹慎態度，即強調不應該針對動植物自身無法控制的事情進行評判。正如麗塔·布爾利（Rita Bulley）所說：「我為那些被引入的物種感到難過，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入侵物種。他們只是在生長，做著他們唯一知道怎麼做的事情。」這種不願妄下定論的態度也對管理產生了影響。史密斯解釋說，阿尼什納貝的長者們通常強烈地認為，大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平衡，人類不應該使用化學品或其他激烈的管理技術來干預。

在一些地區被視為入侵物種、害蟲的普通蚯蚓（Lumbricus terrestris）

關係與責任

阿尼什納貝傳統文化傳承者與我們分享的兩項有關 aki的教誨指出，所有植物和動物的存在都有其目的，而當人們忽視與植物和動物之間的責任時，這些「親屬」就會離開。古老的阿尼什納貝教誨認為，如果人類不利用那些向人們提供自身的植物和動物時，那些動植物最終會離開。因此，按照植物的本意來使用他們是一種義務，而不使用則會導致重要藥用植物和生活所需植物的減少。佩吉·海明威（Peggy Hemmingway）是來自蘇聖瑪麗部落部落傳統醫藥計畫的阿尼什納貝女性，她描述多年前長者就曾警告：「我們不使用的東西將會被奪走。」她舉例說，像黑梣（black ash）因為受到光蠟瘦吉丁蟲（Agrilus planipennis）的侵害而消失，茅香（Hierochloe odorata）也面臨減少的威脅。她最後表示：「我很高興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種植糖楓林（sugarbush），即使只是小規模的，因為那是賜予我們的東西，這也幫助了這些樹，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對非阿尼什納貝人來說，這種想法可能聽起來很自私或以人類為中心。然而，阿尼什納貝生物學家羅賓·基莫勒（Robin Kimmerer）解釋道，尊重地使用植物是對他們表達愛的一種方式，也是對植物所提供恩賜的一種回報（Kimmerer, 2013）。因此，一些阿尼什納貝人通過這一古老教誨來理解引進物種的生態影響。

這項古老教誨的另一面是必須針對引進植物和動物的新關係進行探索。阿尼什納貝人與植物和動物的關係，通常圍繞在如何使用這些親屬所賜予的恩賜。因此，想要了解這些非人類民族（other-than-human nations）之間新關係的本質，自然要從尋找他們潛在的用途開始。

有些引進植物在阿尼什納貝社區中已經有實用價值，即使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植物是暫時停留還是永久定居。海明威（Hemmingway）表示：「每一樣東西對於某些事情一定會帶來好處。造物主不會創造壞的東西。」海明威與其他阿尼什納貝教師分享道，人們有責任弄清楚新來的植物和動物的用途，並釐清我們對新來者負有什麼責任。當新植物的用途不清楚時，阿尼什納貝植物專家會觀察動物，藉此了解如何與這些新物種互動。在發掘新物種的適當用途時，為盡道德義務，需要專注於雙方的互惠利益性上。正如勒布朗（LeBlanc）所說：「我不那麼肯定『入侵物種（invasive species）』。我是說，現在我們使用的許多植物都不是美洲本土的，他們隨著殖民者到來，早在我出生前就已存在；但他們在健康方面對我們有益，人們隨著時間學會了如何使用他們。」海明威舉了一個例子：西洋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他在當地是一種被引進的植物，具有多種價值，並經常被阿尼什納貝傳統醫生使用。此外，海明威和拜倫（Biron）都提到，大車前草（Plantago major）是一種來自歐亞（也可能來自北美洲）的植物，阿尼什納貝人經常用他來治療各種疾病。

西洋蒲公英和大車前草是相對單純的例子，因為儘管他們被認為是「雜草」，但他們不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真正的威脅或造成其他負面的生態影響。然而，面對其他引進物種時，情況變得更為複雜。例如，寬葉香蒲（Typha latifolia）是一種在五大湖地區存在了數千年的植物，並被認為是阿尼什納貝人最慷慨的植物親屬之一。寬葉香蒲的食譜和用途非常多，可利用的部位包括新芽、新鮮花序、花粉和根狀莖等。然而，最近有兩種香蒲的出現可能對當地濕地生態系統帶來改變。窄葉香蒲（Typha angustifolia）可能在 200 多年前從歐洲被引進到美洲；另一種是兩者的雜交種（稱為 T. x-glauca）。這些引進香蒲比本地植被更具競爭力，通常在 10 至 15 年內就能主導新的濕地區域（Lishawa et al., 2013）。這些新香蒲在密西根上半島的東部被發現，引起了保育界的警惕，因為他們在其他地區已經引起了類似的生態衝擊（Tuchman et al., 2009）。

考慮到寬葉香蒲的實用性和慷慨特性，阿尼什納貝人對於新引入的香蒲具有的潛在用途感到好奇。目前，我們有些大學研究夥伴正在與阿尼什納貝人以及歐裔美國社區的成員合作，探索這些新香蒲的潛在應用價值。在我們的討論中，經常重複提及向動物學習的重要性，因為在阿尼什納貝人的傳統中，動物被視為教師。海明威舉了一個例子：成群的昆蟲會叮咬採藥者，以提醒採藥者已經採集到足夠多的藥材了。來自米爾斯灣、蘇聖瑪麗部落和沃波爾島（Walpole Island First Nation）的原住民傳統文化傳承者指出，麝鼠（Ondatra zibethicus）可能是幫助我們認識雜種香蒲的重要指引。麝鼠在阿尼什納貝人的宇宙觀中被視為文化英雄。作為濱海濕地社區中最活躍的成員之一，麝鼠會在香蒲中建造巢穴，與 aki有著深厚的連結。通過觀察麝鼠與引進香蒲的互動，阿尼什納貝人和他們的大學研究夥伴希望能藉此找到新的濕地管理方法。沃波爾島的原住民姆諾·吉日加德（M’no Giizhigad）將麝鼠視為被入侵的濕地裡的潛在老師，他表示：「當我們準備好傾聽時，我們總能從我們的親屬和造物主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西洋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他在當地是一種被引進的植物，具有多種價值，並經常被阿尼什納貝傳統醫生使用。此外，海明威和拜倫（Biron）都提到，大車前草（Plantago major）是一種來自歐亞（也可能來自北美洲）的植物，阿尼什納貝人經常用他來治療各種疾病。

「侵略性」土地倫理

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歷史遺留和結果，深深影響了阿尼什納貝人對環境變化的理解，但其理解遠比「本土與非本土」的二元對立來得複雜。從廣義上看，北美殖民者的殖民主義極大地破壞了阿尼什納貝人與土地的連結、生計以及與非人類物種的社會關係（White 1991；Norrgard 2014）。我們的訪談資料提供了殖民主義與入侵物種間的關聯性見解。研究發現，相較於入侵物種本身，阿尼什納貝文化傳承者更關注於「侵略性土地倫理」。這種侵略性土地倫理包含了歐裔美國人的財產所有權制度、「指揮與控制」式的環境管理方式，以及將人類與自然分離的世界觀。我們的訪談對象描述了這種侵略性土地倫理如何體現在非原住民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入侵物種管理方法中。

在訪談中，我們聽到受訪者認為財產取得和財產所有權規範的引入，代表了一種早期的、持久的，甚至是「侵入性」的土地倫理。來自米爾斯灣的文化領袖和長者巴科·蒂普爾（Bucko Teeple）用「外來思想（alien thought）」來形容殖民時代耶穌會牧師如何以紀念他們的「宗教」、「同胞」以及「國王與女王」的名義來命名五大湖區的一切。在歐裔美國人的政權制度實施之前，阿尼什納貝人擁有自己的土地與資源管理系統，這些管理方法圍繞著以積極且恰當的使用而展開。正如我們在訪談中所描述的，如果一個家庭積極且恰當地（按照文化規範）的利用土地進行製糖、狩獵、採摘莓果或其他生計使用，其他家庭就會自知要避開，或請求許可後才可以進入這些土地。擁有這些傳統權利的家庭可以季節性地使用這些土地，例如在夏季收穫期間使用土地，並在其他時間安全地留下小屋與工具。凱西·勒布朗（Kathy LeBlanc）解釋道：「人們知道哪片森林屬於誰，並尊重這一點；那是他們的地盤……這是我們的文化規範。」這些文化規範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存在於阿尼什納貝人之中，但由於現在有些土地是由私人擁有或美國政府管理，維持這些規範變得困難。勒布朗描述了這個困境：「我記得在以前的夏天跟著祖母一起去採藍莓，人們會沿路採到拉科（Raco）和懷特菲什角（Whitefish Point）。現在那裡全是私人土地。從這裡到懷特菲什角的路上幾乎都寫著『離開、離開、禁止闖入』。」

我們的阿尼什納貝受訪者也表達了對自上而下、土地和資源導向的管理干預措施感到擔憂，這些措施與霍林（Holling）和梅菲（Meffe）（1996）所描述的「指揮與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方法類似。在我們訪談中出現的例子，含括從大規模地景的改變到具體的管理干預措施。例如，為了商業航運和水力發電，而在聖瑪麗河進行的渠道化，還有船閘、水壩的建造，這改變了對阿尼什納貝人生計至關重要的流域。在一次訪談中，蘇聖瑪麗部落的喬什·霍明加（Josh Hominga）將河中魚類資源的減少歸因於「自殖民者抵達以來」的非阿尼什納貝土地倫理有關。其他更具體的擔憂包括，在米爾斯灣使用氯苯氧基除草劑（富含二噁英的化學物質，如使用於「橙劑」中的化學物質）清除電線下的植被、在五大湖引入遠洋鮭魚以支持休閒漁業，以及使用「生物控制」來應對入侵物種。勒布朗談到最後一個例子時說：「我們應該尊重大自然。對我來說，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他知道如何自我平衡的事實，而不是像密西根自然資源部（the Michigan Dept of Natural Resources）面對舞毒蛾那樣，試圖引入不同的東西來解決這個、解決那個。尊重自然，他會自我平衡。我的意思是說，一切都有其循環，看在上帝的份上，拜託別再干涉了。讓他做他自己的事，我們別再扮演上帝了。」

廣義上來說，這些對異域土地倫理的擔憂反映出人類與非人類關係在哲學上的更深層差異。部落主席亞倫·佩曼（Aaron Payment）總結了這些差異，他說：「在我們的傳統信仰中，我們是自然環境的延伸，我們並沒有與他分離。西方思想讓我們相信我們對環境擁有控制權，但在我們的傳統中，我們生活在生態平衡之中……。」在阿尼什納貝文化中，關於土地，或關於aki的哲學是以連結和責任的觀點作為起點。石頭和水是人，而植物和動物也是，他們各自有著獨特的恩賜。接受他們慷慨的恩賜，意味著人們有義務透過積極且恰當的使用與管理來回報他們。這些概念是構成阿尼什納貝社會土地倫理的基本內容，即便每一位阿尼什納貝人對環境變化持有不同且多元的觀點。正如沃倫（Warren）（2007）所指出的，「外來（alien）」與「本土（native）」的分類與這種土地倫理形成鮮明對比，並干擾了阿尼什納貝人與土地的連結及其與非人類的社會關係。

在阿尼什納貝文化中，關於土地，或關於aki的哲學是以連結和責任的觀點作為起點。石頭和水是人，而植物和動物也是，他們各自有著獨特的恩賜。接受他們慷慨的恩賜

結論

我們的研究闡明了阿尼什納貝人對引入物種的看法，而這些看法與主流保育觀點有三個主要差異：第一，對阿尼什納貝人而言，植物和動物都是家庭成員，並且被尊敬為人類的兄長（elder siblings）。植物和動物會在地點之間移動，無論促成其移動的原因為何，其移動本身並無本質上的好或壞。第二，人類有義務了解我們與新來者之間的關係，包括仔細思考他們帶來的潛在恩賜，以及履行對雙方相互有益的責任。阿尼什納貝人認為，我們忽視了對長期共存的植物和動物應肩負的責任，是為何有引入物種造成生態影響的原因之一。第三，歐裔美國人的土地管理方式，例如入侵物種的根除計劃，會阻礙阿尼什納貝人履行他們對植物和動物親屬的責任。

這些有關阿尼什納貝文化價值觀的研究結果，在我們研究區以外的其他地方也具有類似性和適用性。我們認知到，沒有兩個原住民族群擁有完全相同的世界觀。然而，有著與人類以外的存在（more-than-human beings）擁有親屬關係，是許多原住民社會的基礎，並塑造了他們的管理倫理與實踐。包含拉拉穆里人（Rarámuri）的親屬生態觀（Salmon 2000）、毛利社會中水的人格（Kawharu, 2000；Muru-Lanning, 2016）、克里族（Cree）的動物親屬掌控著狩獵結果（Berkes, 2012）、以及克魯恩原住民（Kluane First Nation）實踐狩獵中的互惠（Nadasdy, 2007）等案例。此外，我們也在原住民領域以外的學術研究中發現重要的協同效應，例如地理學中的超越人類（more-than-human）研究（Haraway, 2008；Whatmore, 2002）及人類學中的多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Haraway, 2008；Ogden, 2011；Ogden et al., 2013；Tsing, 2015）。同時，我們也認知到保育生物學界採用了多種方式進行研究，並對於引入物種持有多元觀點，包括一些雙向影響（bi-directional）的關注（Jeschke et al., 2014）及引入物種帶來的生態有益影響研究（Schlaepfer et al., 2011；Tassin and Kull, 2015）。本文中所呈現的對阿尼什納貝人的理解和觀點，對於這些知識圈都將具有吸引力。

為了因應全球性的環境變化，需要全面性且具前瞻性的地球管理方法，而這套管理方法應重視並融合多元的知識體系（Clark et al. 2016；Chapin et al. 2011）。在這些努力中融入原住民的文化價值與觀點具有多重的價值，但我們將特別強調以下兩點：

第一，原住民族僅佔全球人口的5%，但他們卻管理著地球上大部分的重要棲地（Carino, 2009，第21頁）。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由原住民族擁有傳統權的地球領土至少為20%（Stevens, 2014；Collins, 2009，第84頁），這一比例超過了全球所有陸地保護區的總面積（Juffe-Bignoli et al. 2014）。例如，在美國，印第安部落管理的土地在48個相鄰州之間，其面積是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系統（th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 System）的三倍（Schmidt and Peterson, 2009）。在全球，原住民族的土地通常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且是生態完整的棲地。形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受到殖民歷史的影響，原住民被迫遷移到遠離殖民者有興趣和進行開發活動的土地上（Toledo, 2001；Sobrevila, 2008）。近期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仰賴於原住民族土地的保護，藉此能保存在功能性和生物學上具有獨特價值的森林類型（Asner et al. 2017）還有保護受威脅的物種（Renwick et al. 2017）。

第二，有越來越多的共識認為，原住民的知識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性。例如，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平台（the 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的概念框架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第8條都呼籲保護和分享來自多元科學學科、利益關係者和知識體系的知識，包括原住民與地方知識，以促進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Díaz et al. 2015；CBD, 2017）。這些源於研究結果的建議顯示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之間存在相關性（Pretty et al. 2009），以及原住民族的知識和實踐在維護生物多樣性上的重要性（Gorenflo et al. 2012；Walsh et al. 2013；Ens et al. 2015）。然而，原住民族對外來物種的文化價值觀並不總是與主流保育範式一致。這些文化價值應被視為更廣泛的知識體系和道德承諾的一部分，而這些體系和承諾已被證明對保護環境和物種是有益的。約翰遜（Johnson）等（2016，第3頁）提出了一個具說服力的觀點，他們認為應該重新定義可持續性科學，並全面地納入「原住民族科學」，且認知到在這一過程中「當我們因為思考方式的不同而面臨衝突時，我們應認真對待並實際回應這些資訊、認知與知識的差別」。而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其中重要一步，可能就是認真對待並回應原住民族對外來物種的知識和觀點。

原標題與出處：Anishnaabe Aki: an indigenous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threat of invasive species

作者：Nicholas J. Reo& Laura A. Ogden

譯者：楊婷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