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傳奇，據說從古至今，在美洲的印地安原住民，每逢久旱不雨，就會舉行祈雨祭，在誠心祝禱下，上蒼總是會以降雨來回應它們的祈求。

這個乍看非常神奇的傳統，其實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祭典一開始就不會停止，不管是三小時，三天或三個星期，一直等到天降大雨才會終止。是的，只要永遠不放棄，就不會失敗。

當我看完楊力州導演的「拔一條河」這部紀錄片，首先浮現腦海裡的就是這個印地安人的故事，因為飽經莫拉克風災摧殘的甲仙鄉，甲仙國小的孩子也是如此，握住手上的拔河繩子不放手，以一個人數少少的偏鄉山區小學校，卻能年年獲得全高雄地區冠軍，代表參加全國比賽，連續多年，總算在今年獲得全國冠軍。

令人動容的不只是他們幾乎重現五十年前紅葉少棒隊的傳奇，沒有專業的訓練設備，而將繩子綁在樹上練習，比賽時還要跟其他學校借拔河鞋來穿；而是在已灰心喪志的災區，孩子們透過最簡單的行動，給大人一點力量。

當孩子可以撐住不放手，媽媽們也就不會放手，我想，災區也終究會重新站起來的。

從影片中我們了解，斷掉的甲仙大橋可以重建，毀掉的甲仙國小校舍只要二年也能蓋得美輪美奐，但是喪失的自信與希望，要恢復卻不是那麼容易。

「拔一條河」除了記錄這一群孩子外，還讓我們正視有意無意被我們忽視，始終沒有被看見的新住民，我始終覺得，這一群將近五十萬人的外籍配偶以及他們所生近百萬的新台灣之子，這群留在台灣土地上，走不掉的人，才是台灣的未來。我們可曾為他們，也為我們共同的未來，做一點事？

楊力州以紀錄片讓我們看見新移民的努力，這些年我也認識了像創立四方報提供新移民精神糧食的張正，或者為四、五十萬個來台灣工作的東南亞移工辦活動的一群年輕人，他們以深切的同理心，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

我很喜歡楊力州拍的紀錄片，從「水蜜桃阿嬤」，「被遺忘的時光」到「青春啦啦隊」，都一再提醒我們，這些小人物不管身處何種境遇，都還是這麼認真，那麼我們更當努力活出自己的光彩。

我們都知道，在台灣拍紀錄片的人是一些傻子，因為拍紀錄片辛苦不打緊，而且幾乎要有傾家蕩產的心理準備。

在楊力州剛剛開始拍紀錄片沒多久，因為想了解在日本工作的台灣人，他與太太兩人跑到東京新宿的歌舞伎町拍一群台灣媽媽桑的故事，那群人飄洋過海在異鄉討生活，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當時楊力州的太太辭掉工作陪他一起拍片，兩人銀行戶頭付完機票只剩一點點生活費，在那高物價的日本拍片，實在非常辛苦。

夏天的新宿天氣非常熱，他看著地鐵旁的自動販賣機裡的飲料，實在買不下手。有一天實在又熱又渴，他把攝影機交給太太，跟太太說要上廁所，就在那車站前廁所打開水龍頭假裝洗臉時偷偷喝幾口水來解渴。

他說，或許囫圇吞水的聲音太大聲，引來旁邊洗手的日本人側目。他只好把水龍頭開得更大，埋入臉龐時一併洗掉臉上的淚水。

走出車站，他太太似乎感覺到他的情緒，溫柔的對他說：「我今天想吃鮭魚飯，你可以陪我嗎？」那天晚上他們也到超市買一瓶2公升的可樂回家。

近二十年過去，鮭魚飯或可樂，已成為楊力州幸福的象徵。一直到今天，他進辦公室時，偶爾會帶一瓶罐裝可樂進去，也不見得會喝，往往就直接放進冰箱了，反正最後一定會有人把它給喝掉。

我知道有些朋友，小時候家窮，三餐吃番薯稀飯，長大賺大錢之後，無論如何再也不碰番薯稀飯；相反的，也有許多經歷同樣童年的朋友，至今仍常常吃番薯稀飯，好感恩如今所擁有的幸福。

同樣的經驗只因為我們認知與詮釋的不同，帶給我們心靈的力量也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