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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TAEA 的專欄 【編註】下文為2024年出版的《Cull of the Wild》的簡介。本書作者 休·沃威克(Hugh Warwick) 身為一位不喜歡傷害動物的保育生態學家,深入研究了在保育工作中,有時必須清除外來物種以保護環境的倫理與實務挑戰;書中以平衡與開放的態度,呈現各方專家對於這些議題的觀點,並探討關鍵問題:如何保護瀕危的原生物種?哪些物種應被優先考量?以及在保育名義下進行任何殺戮的倫理該如何面對? 《Cull of the Wild》封面 在1860年代晚期,歐洲殖民者開始將刺蝟引入紐西蘭,目的是讓陌生環境更有家的感覺。在接下來的 100 年裡,刺蝟佔據了紐西蘭大部分的可用棲息地,並有了捕食原生種鳥蛋、蜥蜴和無脊椎動物的習性。如今,刺蝟成為每年為了保護脆弱物種和棲息地而撲殺的數百萬隻動物之一。有些人認為撲殺在保育上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剝奪了動物的生存權利。 然而對於生態學家休·沃威克來說,撲殺的細微差別,進一步複雜化了保育本已錯綜複雜的性質。在他的新書《野性的撲殺》(Cull of the Wild)中,沃威克試圖在撲殺的廣泛方法之間尋求調和。這本書既是旅行回憶錄,又是哲學論文,是一本坦率且令人意外的平靜讀物,書中對作者、讀者和採訪對象都提出了艱難的問題。 「科學的本質並不在於它無所不知,而在於它不斷挑戰所有事情」,沃威克寫道,「不僅是我們的想法,還有我們為什麼這麼想,都需要受到挑戰」。 沃威克以這樣的態度展開全書,坦率地陳述自己身為一位生態學家、刺蝟專家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維根主義者」所擁有的陳見。雖然敘述稍顯迂迴,但這趟 300 頁的探索旅程展現了他對這些陳見的積極挑戰。無論是在採訪獵場看守人,還是深入探討動物倫理,沃威克都熱切地在這場野生動物管理學的鬥爭中尋找中間立場。 在1860年代晚期,歐洲殖民者開始將刺蝟引入紐西蘭,目的是讓陌生環境更有家的感覺。在接下來的 100 年裡,刺蝟佔據了紐西蘭大部分的可用棲息地,並有了捕食原生種鳥蛋、蜥蜴和無脊椎動物的習性。如今,刺蝟成為每年為了保護脆弱物種和棲息地而撲殺的數百萬隻動物之一。有些人認為撲殺在保育上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則認為這剝奪了動物的生存權利。Photo Credit Tony Wills (CC BY-SA 3.0) 沃威克招募了一批多元的受訪者來突顯這些中間立場。比如,遊戲與野生動物保育信託基金(the Game & Wildlife Conservation Trust)的資深顧問麥克·斯旺(Mike Swan),他帶著沃威克參觀他在英國多塞特郡管理的獵鳥莊園。斯旺會撲殺狐狸和烏鴉,以提供獵人更多的雉雞和鷓鴣數量。雖然沃威克並不喜歡打獵或撲殺,但他意識到斯旺有著對自然的熱愛、對保育的用心,並且會尋求人道方式來控制鳥類掠食者。 沃威克還採訪了來自巴西的保育人士莫妮卡·恩格爾(Monica Engel),她為了更加理解加拿大捕獵者,換了一張捕獵海豹的許可證,進而探索自然資源的管理方法。恩格爾告訴沃威克:「當我在現場聆聽時,我覺得難過,因為獵人和動物權倡議人士經常帶著極大的仇恨進入辯論。這淹沒了溫和的聲音,阻礙了進步。」 這些採訪對象和他們的觀點構成了書中最有趣的部分。在某章中,沃威克遇見了英格蘭東安格利亞地區復育水生生物信託(the Waterlife Recovery Trust)的東尼·馬丁(Tony Martin)。馬丁從很早就開始追蹤美洲水貂的議題,這種動物於 1929 年被引入不列顛群島以提供皮草。接著,這些毛皮農場裡的水貂很快就出現在英國鄉村。如今,牠們對多種河濱生物造成威脅,包括水䶄(water vole),一種因棲息地喪失而本已數量下降的動物。馬丁團隊利用一個由 800個浮動陷阱做成的艦隊,撲殺這些難以捉摸的美洲水貂,以努力保護原生物種。 這些「水貂筏」是活捉陷阱,水貂被捕捉後會被空氣槍安樂死。雖然過程殘酷,但馬丁的方法透露出一絲同理心;他拒絕在英國的島嶼上撲殺水貂,因為他擔心這些水貂會在沒有人來收集之前就餓死在陷阱裡。他還在 2020 年聯合撰寫了一篇論文,提出如何在撲殺過程不出現不必要的拖延或注定失敗的重要問題。馬丁說:「我並不喜歡殺死動物。如果有其他方法能在不殺死水貂的情況下恢復我們的河岸生態系統,我將全力支持。但在此之前,我們必須盡可能人道地進行。」 照片為一隻年幼的美洲水貂 Photo Credit Jonn Leffmann (CC BY) 雖然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聚焦於英國原生物種。但沃威克帶領讀者認識與思考多處的案例,從紐西蘭的圍欄保護區,到有大量老鼠出沒的鳥類棲地──南大西洋高夫島(Gough Island)。 沃威克在書中也談到了一些知名的外來入侵物種:澳洲的海蟾蜍、美國佛羅里達州大沼澤地的緬甸蟒蛇,以及哥倫比亞毒販巴勃羅·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引進的「古柯鹼河馬」。在許多情況下,根除這些動物要麼不可行,要麼遭遇公眾反對。 儘管撲殺聚焦於外來物種與原生的問題物種,《野性的撲殺》書中大部分內容卻在探討人類的例外論(exceptionalism)。沃威克將我們稱為Homo occisor,意即「人類殺手」(man the killer),並將人類比作「闖入雞舍的狐狸,本能地將可居住的星球推向毀滅」。沃威克提醒我們,在面對外來物種或受損的生態系統時,我們經常扮演「法官、陪審團與劊子手——或至少是這些角色的支持者」。然而,沃威克警告,要在 21 世紀「扮演上帝」,我們必須要審視自己對動物痛苦的偏見及撲殺背後的動機,「簡單來說,這是一場頭腦與心智的對立」。 原文出處與標題:ScienceNews《Cull of the Wild’ questions sacrificing wildlife in the name of conservation》 ![]() 作者》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TAEA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Taiwan Animal Equality Association(TAEA)—動物權(Animal Rights)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以上文章純屬作者見解,非本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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