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生態學語言的轉變：以雙眼觀察（two-eyed seeing）的框架討論外來物種

摘要

在入侵生態學（invasion ecology）領域所使用的論述，會對社會知覺造成顯著影響，然而目前在與「入侵（invasives）」相關的討論中，卻充斥著問題性和排他性的語言。我們提供了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包括運用雙眼觀察（two-eyed seeing，譯註：結合西方科學和原住民知識作為觀察世界的基礎）的框架將觀點重新定位，這可能有助於改善與自然世界的關係。我們的討論呼籲進行典範轉移，以更深入地理解人類與非人類的關係。最終，我們提倡使用具尊重、關心和有意向的語言及管理方式。

1. 引言

在人為活動的影響下，許多物種被引入並擴散到其歷史分佈區之外。這些外來物種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地，都對生態系統造成了顯著的改變，並在北美及全球導致毀滅性的生態（和經濟）損失（Reo et al. 2017）。根據Angulo等人（2021, pp.3, 5）估算，外來物種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達數兆美元。隨著人類世的進展，這些影響變得越來越顯著（Larson et al. 2005）。人為活動的影響，例如氣候變遷和貿易全球化，正以尚未被完全理解的方式影響著物種分佈的變化，這使得對外來物種的研究和管理充滿挑戰與不確定性（Inglis 2020）。此外，科學與公眾對於環境議題的論述通常是不一致的。如何有效管理造成嚴重影響的物種，需依賴於環境和社會兩方面的條件（Lakoff 2010；Schüttler et al. 2011）。對於如外來物種等急需行動的時間敏感議題，建立有效的溝通是吸引公眾、創造多層次解決方案並激發有效行動的關鍵（Lakoff 2010）。

用來描述外來物種的語言可能對公眾的感知產生重大影響，這通常無助於彌合學術與公眾之間的鴻溝（e.g. Cameron et al. 2013; Cheng et al. 2023; Reid et al. 2021）。如同許多科學領域一般，關於外來物種的自然資源管理討論及相關文獻，受到西方殖民意識形態的塑造，充滿了侵略性、軍事化及排外的語言，這些語言暗示了這些生物具有某種意圖（e.g. Carson 1962; Elton 1958）。這種語言轉移了人類身上的責任，並強化了與這些物種的負面關係，將其塑造成「敵人（enemy）」（Inglis 2020; Reo and Ogden 2018）。這種心態在西方科學意識形態中被常態化，進一步削弱了我們與自然世界及其他非人類生命的關係（Inglis 2020; Reo and Ogden 2018）。雖然這些外來物種不是生在其原來的環境，但他們本身也是生命體。人類對其遷移負有主要責任，因此應記得我們作為環境管理者的角色，並在創建解決方案時具備尊重且知情的態度，努力監測，並將影響減輕和最小化（Bach and Larson 2017；Inglis 2020）。

在本文中，我們從應用生態學家、環境政策學者及森林健康管理學者的角度，剖析科學論述中用於描述外來物種的語言。特別的是，我們關注那些被認為具有生態問題的物種，並檢視這些語言如何影響科學溝通、公眾認知、管理實踐，以及我們與自然世界的互動與關係。接著，我們探討可以促進我們與所屬生態系統建立更好關係的潛在解決方案（見圖1）。「雙眼觀察」是一種認知與理解的方式，我們將透過這一方法來重新塑造相關論述，這將是我們用來探討並提出入侵生態學論述替代方式的概念框架。最終，我們並非主張減少對外來物種的研究、管理、減緩或修復，而是呼籲透過視角轉變來深化理解，讓人類能更有效地行動並使用更能引起共鳴的訊息，改善對外來物種的管理及相關論述，從而實現更尊重、周到及有意向的生態管理。

（圖一）比較目前入侵生態學領域中的論述狀況，與透過「雙眼觀察」所建議的觀點與論述重新架構方式。

2. 入侵生態學領域論述的現有框架

為了了解目前入侵物種管理論述的現狀，我們需要先認識在公眾及學術領域中存在的框架（Larson et al. 2005）。當我們提到「入侵」這個詞語時，會激起一個經過數十年構建而成的概念框架。語言和意識形態的反覆接觸強化了這些聯想和框架，使主流論述成為我們神經系統中的固有模式（Lakoff 2010）。入侵生態學這一領域自其起源開始，就被軍事化的語言和隱喻所塑造（Inglis 2020；Larson et al. 2005）。這種隱含戰爭的隱喻可以追溯到該領域的奠基性著作《動物與植物的入侵生態學》（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 Charles S. Elton 1958），該書被認為是該領域的里程碑作品，吸引了科學界對入侵物種的更多關注（Elton 1958；Lowry et al. 2013）。即便是對許多生態學家具有重要影響的經典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 Carson 1962），也採用了軍事化語言，進一步鞏固了入侵物種議題中的這種論述（Larson et al. 2005）。如今，這種語言已滲透至討論入侵物種的各個層面，從科學文獻與交流，到政策和立法，再到公眾論壇等等。因此，外來物種往往成為負面語言的同義詞（Greenhalgh-Spencer 2019；Inglis 2020）。

2.1 使用有害與排他性語言的後果

在入侵生態學領域中使用的詞和片語，也許反映了更多人類自身的問題，而不是我們討論的生物的問題。討論外來物種時所使用的語言，往往與歷史上在移民、種族等議題中用來指涉那些被視為不受歡迎、外來或異類的人群的語言相呼應。（Anderson 2017；Cheng et al. 2023；Lancette 2021）。例如，移民和難民經常被比喻為是害蟲的生物，使用這種隱喻性的語言旨在激起恐懼和敵意；其背後反映的是西方認為非人類生物較為低等，因而必須受到控制，甚至被消滅的觀念，並進一步強化了移民和難民應被同樣對待的敘述（例如，殺蟲劑與除草劑，齊克隆B（Zyklon B）與橙劑（Agent Orange）——曾被用於對付人類與非人類生物）（Anderson 2017；Inglis 2020；Lancette 2021；Shinozuka 2013）（譯註：齊克隆B原作為殺蟲劑使用，然而在二戰期間，卻被納粹黨用來作為毒氣滅絕猶太人；越戰期間，美國將橙劑當作除草劑使用以提升在叢林的作戰能力，然而過量的噴灑卻導致軍人與居民產生疾病）。此外，在911事件後，入侵生態學中使用的排外與軍事化語言出現了加劇的類似情況，入侵物種也開始被稱為「恐怖分子（terrorists）」（Druschke et al. 2016, p. 2740；Larson et al. 2005, p. 248）。

對於物種的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或缺乏價值，會影響並形塑管理行動，同時反應出管理決策負責人的偏見與期望（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Inglis 2020）。經濟影響是兩方爭論的核心，並對於財務損失的威脅給予了大量關注，這種言論認為移民和外來物種都會佔用原本應屬於當地居民的資源（Anderson 2017）。這種意識形態創造了「我們VS他們」的心態，在這種心態中，「我們自己」（當地或熟悉的物種）的生命比「入侵者」的生命更有價值，因此為了保護我們認為更有價值的生命，就能合理化施行暴力和生命的剝奪（Anderson 2017；Greenhalgh-Spencer 2019；Inglis 2020；Larson et al. 2005）。這創造了一種有害的二分法，將誰屬於這裡、誰不屬於這裡劃分開來，而不是討論如何更正確地理解當前的複雜問題，並以尊重、公平和有效的方式進行補救（Cheng et al. 2023；Gibbs et al. 2015）。

這在以地點名來指稱外來物種時更為明顯。雖然俗名確實在溝通和教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當物種被認為是入侵物種時，將其與原產地聯繫起來會激起排外和種族主義情緒（Lancette 2021）。來自邊緣群體的成員，特別是BIPOC（譯註：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黑人、原住民及有色人種）群體的個人，可能會聯想到他們自己曾經遭遇過的「（驅離）回到你來自的地方」的對待方式（Cheng et al. 2023）。例如，遠環蚓屬的跳蟲（Amynthas agrestis）通常被稱為「亞洲」跳蟲。就像幾十年前常被稱為日本甲蟲（Popillia japonica）的論述一樣，當這些跳蟲經常與「入侵性」、「威脅」、「破壞性」等詞語聯繫在一起時，將其稱為「亞洲」跳蟲會觸發西方社會對亞洲人長達百年的排外和種族主義刻板印象（Shinozuka 2013）。「異國的（Exotic）」這個詞也帶來了問題，因為它與BIPOC社群的去人性化和商品化有關（Cheng et al. 2023）。最終，去人性化、分化和他者化的過程，讓我們不再感受到對人類和非人類生命體所犯下的暴行、罪行和暴力行為的後果（Anderson 2017; Lancette 2021）。

日本甲蟲（Popillia japonica） Photo Credit Bruce Marlin (CC BY)

2.2 對教育及推廣溝通的影響

入侵生態學的語言無助於為邊緣群體創造包容的環境，反而可能因為排外和種族主義語言的使用，將這些群體孤立出來，而邊緣群體還可能曾經遭受過這些語言的對待（Cheng et al. 2023）。這可能會阻礙了多元性的發展，限制了只有誰能進入科學領域，並排除不同的觀點和想法（Lancette 2021；Schüttler et al. 2011）。該領域中使用的術語也很混亂；許多術語具有模糊和不明確的定義，並且可能被錯誤地交替使用，導致資訊傳遞的不清楚和混亂（Cheng et al. 2023；Iannone et al. 2020；Inglis 2020）。有些術語是法律上的專用詞，例如「有害雜草（noxious weed）」這個詞，而另一些則經常用於宣傳中，但卻不正確或具誤導性，例如「本地入侵物種（native invasive）」(Iannone et al. 2020, p. 9)。此外，教育工作者、學者、政策制定者和業界專業人士之間在使用這方面的術語時，也經常缺乏協調（Verbrugge et al. 2021）。總的來說，教育和推廣未能有效地觸及公眾領域，這也突顯了媒體在填補這一角色中的重要性。

被稱為Witchweed的「有害雜草」 Photo Credit Jayesh Patil (CC BY)

在傳播科學議題時，大眾媒體扮演著弭平學術界與公眾間的鴻溝的關鍵角色（Larson et al. 2005）。然而，因為媒體產業面臨著透過觀看、點擊和互動來吸引注意力的壓力，導致訊息被過度渲染以博取關注，並以失去中立性為代價（Anderson 2017）。這一點在報導外來物種時尤為明顯。使用能激起情緒和恐懼的語言是一種吸引觀眾注意力的有效方式（Inglis 2020；Larson et al. 2005）。科學家和組織在向公眾傳遞訊息時也面臨相同情況，作為傳遞科學資訊的對外窗口，為了協助媒體合作夥伴，需要提供具新聞價值的內容（Bach and Larson 2017）。如果想讓普羅大眾中的利害關係人參與管理，不僅需要引起他們的注意和興趣，還需要激發他們的行動（Iannone et al. 2020；Verbrugge et al. 2021）。

在氣候變遷和外來物種管理等危急的領域中，教育和宣傳至關重要，因為人類是問題的核心，而改變我們的行為是解決問題的基礎（Bach and Larson 2017；Verbrugge et al. 2021）。儘管以教育為基礎的溝通方式，是建立具環境意識社會最有效且有益的長期方法，但使用誇張和恐懼性的策略通常是促使立即行動的最有效方式（Druschke et al. 2016）。最終，在科學領域所使用的語言會影響並形塑政策、管理、未來研究以及科學界的溝通，這進而影響了公眾意見，並創造了一個自我持續的反饋循環（Druschke et al. 2016；Larson et al. 2005）。

2.3 對科學、政策與管理的影響

在人類高於並獨立於自然世界的觀念中，入侵生態學中的人類往往被排除在敘述之外，即使人類是物種遷徙的核心，人類如何在這過程中介入卻是被忽略的（Gibbs et al. 2015；Inglis 2020；Reid et al. 2021）。因此，西方科學中的入侵物種論述本質上是以人類為中心的，特別是在當我們僅關注有關人類利益（如經濟、人類健康等）的影響時，這限制了我們去發現入侵物種在短期負面影響以外的其他種可能（Anderson 2017; Gibbs et al. 2015; Inglis 2020）。這種人與環境脫節的情況可能會抑制我們肩負起照料並與自然世界合作共存的責任感。同時，也會助長「控制和管理」的管理模式，認為人類可以或應該為了自身利益而管理環境（Inglis 2020；Lakoff 2010；Reo and Ogden 2018）。

這些態度影響了管理方式與政策，並表現在我們對外來物種的認知與管理方式上。人們往往將責任歸咎於該物種，意指這些物種有惡意，即使人類才是推動其遷徙的原因（Bach and Larson 2017；Gibbs et al. 2015；Inglis 2020）。此外，西方科學經常將自然視為脆弱且靜態的，這種印象助長了對無助的受害者的同情，並視其需要被維持為「未接觸的自然（untouched nature）」和荒野（wild）(Larson et al. 2005; Reid et al. 2021)。這種觀點認為，人類是超然的救世主，必須維護自然為前人類狀態，儘管這種願望是好意的，但它既不現實也有問題。這也與前面討論過的，我們視為「我們自己的（our own）」生態系統正受到「外來侵略者（foreign invaders）」攻擊的觀點相關（Anderson 2017；Inglis 2020）。因此，這導致了以根除為重點的入侵物種管理模式，以及引起普遍在入侵生態學中「發動戰爭（waging war）」的心態（Inglis 2020；Larson et al. 2005）。

新生態系統及其中的演變已成為人類失敗的象徵，人們認為這些系統的存在表明原生生態系統因人類無力拯救它們而消失（Gibbs et al. 2015）。當與外來物種作戰失敗時，往往會帶來無用與挫敗的感覺（Bach and Larson 2017）。不幸的是，外來物種管理需要耗費大量資源且成本高昂，而挹注資金與否通常取決於是否能證明帶來經濟影響。意即，只有當具有可證實的經濟效益，或有重大損失的威脅時，才會分配資源於外來物種的管理上。因此，在此領域的教育與推廣，大部分都集中在與利益關係人的溝通上（Iannone et al. 2020）。

這些因素加劇了人類彼此之間以及與自然世界間的關係惡化。人類高於並脫離自然世界的觀念已在西方社會的思想與行為中被常態化與內化。這種觀念使許多人難以想像與自然建立其他關係模式的可能性（Greenhalgh-Spencer 2019；Reo and Ogden 2018）。挑戰主流的論述並試圖解構及重構某一主題的框架並非易事，特別是在引入新資訊和新問題時；然而，這並非不可能（Lakoff 2010），事實經常遭忽視。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探討透過更尊重、周到且有意向的方式來討論和管理外來物種的新方法。

3. 透過雙眼觀察重塑外來物種的論述

為重新建構有關外來物種的論述，我們建議轉換到多元的視角，促進跨領域的溝通與協作，尋找與自然世界建立更好關係的出路（Gibbs et al. 2015）。這種觀念的轉變需要採用整體化且整合的心態，強調學科、知識體系與社群之間的合作。我們相信這些改變有助於創建更好的政策（Druschke et al. 2016）。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會以「雙眼觀察」為框架，目的是提出一個用於研究、教學、交流和管理外來物種的替代框架，最終促進多元知識體系及社群論述間的包容，並支持有用的跨學科生態系統管理方式（Reid et al. 2021）。

重要的是，轉變至多元視角將促進外來物種論述，平等地納入傳統原住民知識體系與西方科學知識（見表1和圖1）。這將有助於解決長期以來西方科學優先於其他知識體系的權力問題（Bartlett et al. 2012）。我們認為認識與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多元的，並認為不同知識體系之間應該相互並存與互補，而不是被整合或納入某個單一框架中（Reid et al. 2021）。目前，討論雙眼觀察及其他與傳統生態知識相關的文獻逐漸增多（例如，Broadhead和Howard，2021年）。例如，有關阿拉斯加生態系統中的傳統知識，Chapin 等人（2013）提供了更詳細的描述，探討了不同知識體系的共通點與差異，以及原住民世界觀如何為生態論述帶來新的視角。原住民世界觀並非單一且獨大的，其應該以各自的完整性受到尊重（例如Kimmerer 2013；Waasegiizhig Price 2023, pp. 2, 18）。然而，在原住民知識體系中，仍然存在一些廣泛共同的特性、價值觀及流程，如相互連結、互惠及關係建構（Reid et al. 2021；Shaw et al. 2023）。因此，我們提出雙眼觀察作為一個良好的框架，以促進對外來物種的研究、管理和相關討論。

雙眼觀察是一種形象化的比喻，描述著一種方法：一隻眼睛透過原住民知識體系來看世界，另一隻眼睛則透過西方知識體系來觀看（Reid et al. 2021）。在外來種的研究中，西方科學與原住民科學並非互相排斥。兩者皆具有價值，沒有任何一種知識體系是較優越的，而且各自擁有獨特的優勢，能夠相互補足（Shaw et al. 2023）。透過合作，兩種知識體系相互支持並強化整體性的思維方式，從而能夠將創新的協作解決方案應用於當代生態挑戰（Reo et al. 2017）。對於原住民社群來說，傳統知識體系包含了與土地、水源、食物、藥物等的日常關係和季節性實踐，以及更多（Salmon 2000）。

與西方思想相比，在原住民知識體系中，他們承認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為自然系統的一員，人類努力維持尊重的關係，與共享環境的非人類生物建立親情，並與他人合作，以維護健康的生態系統，為未來世代提供支持（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Horn et al. 2021；Reid et al. 2021）。雙眼觀察呼籲行動，並激發以新的方式應用知識，這種方式重視多元性和公平性，同時堅持連結和關係（Reid et al. 2021）。這些價值觀強調尊重和包容的語言，以促進教育、溝通及外來種棲地生態系統管理實踐的提升。

3.1 過渡到尊重與包容的語言

對於入侵生態學領域中用於描述外來物種的語言的批評並不新鮮，這種批評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早期的爭論質疑使用負面語言，將排外的、好戰的（war-like）的特徵賦予這些生物（Druschke et al. 2016；Larson et al. 2005）。儘管這麼做已被認為具有排斥性和歧視性，但在各科學領域中要轉向使用無偏見語言的進展仍然有限（Cheng et al. 2023）。儘管我們理解外來物種與生態的知識不斷在擴展和演變，但入侵生態學領域所使用的語言大體上保持不變，這種語言過於簡化了實際上是錯綜複雜的生物相互作用和關係網絡，而這些關係至今尚未被完全理解，並且阻礙了我們在處理、進行和溝通相關研究方式上的進展（Inglis 2020）。

在生態科學領域中，已經有一些積極的努力。例如，《更好的常見名稱計畫》（The Better Common Names Project），這個計畫於2021年由美國昆蟲學會（Ento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ESA）發起，他們透過改變帶有貶義或將自然去人性化而造成傷害的常見名稱，使昆蟲學領域蘊含更多尊重（Cheng et al. 2023；Lancette 2021）。值得注意的是，該運動最近將舞毒蛾（Lymantria dispar，譯註：原名為gypsy moth）這種蛾的名稱從一個包含種族侮辱的名稱，改為舞毒蛾（spongy moth）（Lancette 2021）。此外，生態教育正義語言組織（Just Language in Ecology Education）旨在挑戰排外和好戰的術語，並轉向使用中立的語言，避免將負面價值賦予生物（Cheng et al. 2023）。目前有一些團體正在彙編資源，以便讓教育者和傳播者更容易獲取，例如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The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EEB）語言計畫，其目標是使系統性變革更加有效和成功（Cheng et al. 2023）。

雖然真正的變革來自於個人，但跨學科的合作將是創造集體變革所需的關鍵，這才能產生真正的影響（Cheng et al. 2023；Lancette 2021）。重要的第一步是保持對常見名稱的變更。使與時俱進的教育者可以在新的推廣資料中謹慎選擇使用更新後的命名法，並對現有資源進行更新（Lancette 2021）。這些常見術語激起了一種排外的「他者」心態。轉向替代術語包括「引入的（introduced）」、「新奇的（novel）」、「新生的（neophyte）」和「遷徙的（peregrine）」等，能保持描述性，並表明物種的分佈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而不會特意將負面價值賦予某些生物（表2）（例如 Anderson 2017；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Hendrix et al. 2008）。許多作者一直在推動語言轉變，使其遠離較具傷害性的「入侵性（invasive）」和「外來的（alien）」寓意，並建議依據引入時間（例如，Colautti 和MacIsaac提供了27個替代詞，2004年）或損害標準（例如Warren 2007）來選擇詞彙。儘管如此，仍然有大量關於本土/外來、正面/負面的語言被使用，這可能導致有害的討論。為了支持使用具尊重且包容性的語言，我們鼓勵使用和（或）創造基於生物本質的常見名稱和描述詞，並以這些生物的本質賦予價值及界定生物，而不是強調過多生物的非本質特徵（Gagnon et al. 2022）。避免在描述性名稱中使用「非（non）」為字首，有助於將注意力從生物的缺乏或差異的負面特質中轉移開來（Gagnon et al. 2022）。像「偶然出現的（adventive）」、「規化的（naturalized）」或「短期居民（short-term residents）」，以及一些基於引入階段等的術語（Colautti and MacIsaac 2004）是很好的替代選擇。在奧吉布瓦語（Ojibwe Anishinaabemowin）中，奧吉布瓦作家李·奧比贊·斯塔普爾斯（Lee Obizaan Staples）創造了「bakaan ingoji ga-ondaadag」這個詞，指的是引入物種，大致可翻譯為「來自別處，現在定居在這裡的東西」（Tribal Adaptation Menu Team 2019, p. 49; Waasegiizhig Price 2023, pp. 2, 18）。同樣相似的還有澳大利亞的金伯利（Kimberly）原住民使用「kartiya」一詞，表示一個生命（being）來自不同於現在所在的地方（Bach and Larson 2017, p. 571）。

關於外來物種的語言正在發生變化，為了挑戰主流話語將需要持續進行有關中立命名的對話。中立命名不僅對物種表達尊重，還能增強外來物種研究的包容性與可及性，進而對教育和溝通產生積極的協同效應，並影響下一代的政策與管理實踐者（Cheng et al. 2023; Lancette 2021）。在為了減少外來物種影響而採取的管理措施下，使用尊重的語言並不會降低其成效。

3.2 改善教育與溝通推廣的結果

在早期教育中推動無偏見語言至關重要，這有助於建立基礎知識和奠定終身意識，並構築能更全面理解社會與環境議題的框架(Lakoff 2010; Verbrugge et al. 2021)。投入時間和精力在建立教育基礎是無價的，儘管這種方法很少被採用，特別是在緊迫的生態議題上（Fischer et al. 2014; Verbrugge et al. 2021）。這些框架奠定了信念的基礎，進而影響態度與行為，因此會深深植入在個人的神經網絡中；它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即便有新的正確資訊，人們仍往往會選擇阻力最小的路徑，依賴已經存在的主流論述（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 Fischer et al. 2014; Lakoff 2010）。此外，公眾可能缺乏入侵生態學領域相關議題的背景知識。因此，無論其框架與信念是否正確，人們往往會依賴這些既有觀念作為理性的預設判斷依據。

在奠定教育的基礎上，推廣與溝通工作可以進一步強化更正確且全面的框架。如何有效吸引公眾參與，對於解決當代環境問題至關重要，但教育機構之間常缺乏協調或訊息不一致，導致溝通效果不佳(Iannone et al. 2020; Verbrugge et al. 2021)。在多元的公共領域中，應用最新的科學研究與專業知識時，調整推廣方式使其適應特定內容、傳遞方式與訊息是至關重要的步驟(Verbrugge et al. 2021)。例如，邀請受信任的在地社群領袖擔任推廣大使，已被證實能對推廣工作產生正面影響（Cameron et al. 2013）。此外，應賦權並提升在地專家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豐富知識與專業來自於實地經驗，而非正規教育（Fischer et al. 2014）。隨著社會對這類知識的接受度提升，在地的原住民知識持有者正逐步獲得應有的認可，而這種轉變也為公共關係、政策制定與管理帶來潛在益處（Drumond et al. 2015）。

在教育推廣中，越來越強調溝通工作的跨學科合作好處；例如，與心理學家合作以創建更有效的教材（Cameron et al. 2013; Verbrugge et al. 2021）。在各種溝通中，持續努力使用無偏見的語言，能夠創造出關於外來物種、其影響以及如何應對的清晰、統一的訊息，這將有助於提升整體溝通效率（Cheng et al. 2023; Iannone et al. 2020）。此外，因為外來物種的議題受到國際關注，許多有關外來物種生態與影響的知識和資訊存在於非英語使用者和非英語文獻中，而這些往往未被納入在該議題的整體考量中（Angulo et al. 2021）。將非英語資料納入其中，有助於減少知識和理解的空缺，因此，在關於外來物種的溝通中，採用多語言是有益的（Angulo et al. 2021）。簡言之，不論年齡、語言、知識水平、族裔等，推廣活動的資訊必須來自可信來源，易於理解和接觸，且訊息應能根據需求調整，並包含當地知識持有者的觀點。

3.3 改善科學、政策與管理的結果

雙眼觀察是在科學、政策和管理中實踐語言轉變的重要且強大方法（Nonkes et al. 2023; Stirling et al. 2023）。原住民和他們現有管理外來物種的工作，能提供具有文化視角的整合性管理策略，因為他們在處理環境問題時，採用適應性方法，並考慮到社區和社會的整體性來進行管理（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 Reo et al. 2017; Shaw et al. 2023）。這些長期保存下來的傳統、文化實踐以及知識提供了寶貴的資訊，並成為資源，幫助原住民族更好地理解生態關係及這份關係隨時間的變化，進而有助於在建立人們與環境的關係，以及與環境互動的決策上提供指導（Bach and Larson 2017; Drumond et al. 2015; Shaw et al. 2023）。西方科學的實踐並非旨在與單一生物建立緊密且長期的關係，因此可能無法像傳統科學實踐那樣解析生態學中的細微細節（Drumond et al. 2015）。當地的知識體系可以幫助彌補西方科學知識的空白，提供新的視角，從而加強和鞏固政策與管理（Bach and Larson 2017; Drumond et al. 2015; Schüttler et al. 2011）。

在外來物種的議題中，來自原生地區的知識持有者可以成為其他地區的寶貴資源。重要的是，這些物種與當地的傳統、文化關係，具有提供洞察並幫助塑造其他地方的社會生態關係的潛力。了解物種在其原生或原始範圍內的長期特徵、行為和相互作用，能夠支持管理工作，包括預測它們引入其他地區後可能帶來的結果（Reo and Ogden 2018; Shaw et al. 2023; Tribal Adaptation Menu Team 2019）。總體來說，結合原住民與西方知識體系體現了「雙眼觀察」的方法，並展示了它對他人的潛在效益（Reid et al. 2021）。

     在許多原住民的知識體系中，所有生物（無論是否為外來物種）都被視為具有親屬關係的「人」，他們和所有其他生物共存，並且每個生物都有生存的權利（Horn et al. 2021；Waasegiizhig Price 2023, pp. 2, 18）。作為「人」，我們活著都是為了與他人分享我們的恩賜，這可以被解釋為在特定生態系統中擔任特定角色或發揮特定作用（Horn et al. 2021；Reo and Ogden 2018）。有學者提出，人類的責任是「向…學習（learn from）」而非僅僅「學習關於（learn about）」其他生物（Kimmerer 2021）。因此，人類的義務是了解為何某一特定的非人類物種遷徙到另一地區，以及我們作為人類，該如何建立新的關係（Kimmerer 2021；Reo and Ogden 2018；Waasegiizhig Price 2023, pp.2, 18）。

人類對於將無數物種帶到世界各地責無旁貸，因此我們應該承認過錯，並對隨之而來的無數意外影響負責（Waasegiizhig Price 2023, pp. 2, 18）。我們越來越需要改變對自身的認知，從將自己視為與自然隔離且高於自然的存在，轉變為視自己為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共同存在（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因此，人類有責任創造既尊重又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應能夠對整體生命產生積極影響（Bach and Larson 2017）。與其採取危機管理或根除外來物種的方式，原住民土地管理者會在行動前花時間觀察並學習（Bach and Larson 2017；Tribal Adaptation Menu Team 2019）。關鍵在於理解環境如何回應，以及我們如何與我們更多的非人類親戚合作，以採取管理策略，且這些策略能夠反映生態關係並維護健康的系統，為未來的世代著想（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Reid et al. 2021）。

我們有責任作為環境的守護者，進行監測、最小化並減少我們所造成的傷害，然而更有益的做法其實是專注於更健康、更具韌性的生態系統所帶來的正面結果，以及重新定義成功（Bach and Larson 2017）。透過使生態系統具有韌性的方式來進行管理，可以使它們不易受到外來物種帶來的有害影響（Tribal Adaptation Menu Team 2019）。Bach和Larson（2017）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了對外來物種觀點的改變如何改變澳大利亞原住民除草管理隊員的態度、看法和行為。當這些隊員專注於依賴專業訓練中教給他們的語言時，他們的觀點狹隘、負面，並使他們感到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然而，當他們改為使用原住民長者在傳統上使用的語言時，他們能夠更廣泛地思考自己的工作意涵和目的，並認知到自己的努力有助於改善土地的整體健康，在工作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功。

實用主義的動態變化對於攸關外來物種的教育、傳播和機構實作具有重要價值（Drumond et al. 2015；Druschke et al. 2016；Gibbs et al. 2015）。對於已經定居的外來物種，將焦點僅限於負面影響可能不是最佳選擇；相反，接納已經改變的生態系統以及外來物種在擴展範圍中所帶來的特定貢獻，可能會更具生產力。相對於激烈的管理方式，科學家、教育工作者和實踐者可能希望提供關於如何管理外來物種的資訊，以減少對其他物種的傷害和影響（Druschke et al. 2016）。透過積極的影響和互動，管理體系可以更有效地致力於修復生態關係（Bach and Larson 2017）。如果以深思熟慮且謹慎的方式進行，重新建構的語言體系可以抑制有害物種的擴散，同時避免推廣對土地管理的冷漠。了解到正面與負面後果，可以促進人類與生態系統及其他生命體之間擁有更良好的關係（Verbrugge et al. 2021）。

物種的影響並非單一或孤立的，將其管理建立在這種假設之上，會導致無效的做法和不佳的結果（Bhattacharyya and Larson 2014）。有效的管理應該從整體出發，考慮有機體（無論是否為外來物種）在其環境中所擁有的相互作用和關係網絡（Bach and Larson 2017；Gibbs et al. 2015；Shaw et al. 2023）。在某些情況下，當明確的意識到根除不可行時，管理者將選擇放棄消除全部的問題物種。與其將資源和精力集中在徹底清除這些物種上，不如將焦點轉向幫助生態系統適應並變得更具韌性（Druschke et al. 2016）。由於許多外來物種與人類活動有關，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推廣現實可行且易於接觸的方法，讓公眾、組織和企業能夠參與並提供幫助。

論述的轉換有助於改善人與人之間以及與自然界的關係，特別是與我們共享環境的其他生命體。透過兩眼觀察看待外來物種，我們試圖加深對生態系統關係的理解（見表1和圖1）。此外，這些知識可以應用於有意識地與多元知識體系互動，並使科學、政策和管理話語轉向更具尊重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因此，論述的轉換同時具有促進大眾認知框架轉變和日常對話的潛力。在關於外來物種的無偏見話語轉換方面，這一框架有可能在科學溝通、教育、推廣、政策、管理實踐及其關係中產生協同效應。

（表一）西方生態知識與傳統生態知識在探討引入物種與入侵生態學時，其論述方式的比較範例。

4. 結論

外來物種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並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然而，目前我們對此的論述方式無疑存在問題，不僅無助於有效溝通，反而阻礙了交流，並損害我們與彼此及自然界的關係。我們並未在本文中詳列所有可改進外來物種討論、研究與管理的策略，而是透過雙眼觀察的方法，建立了一個初步的框架。我們的目標是推動持續對話，探討語言如何影響入侵生態學領域。我們作為來自同一所大學的三位非原住民作者，若試圖提出明確的解決方案和策略，反而會違背我們在此議題上所倡導的──雙眼觀察所強調的包容性、協作性和跨學科合作的精神。儘管已有許多具影響力的努力致力於改善與外來物種的關係並提升管理成效，但仍有大量工作尚待完成。於未來重新建構新的論述，將能帶來多元且新穎的觀點與方法，而這是在當前論述狀態下無法實現的。

 

原文標題：Shifting the language of ‘invasion’ ecology: two-eyed seeing as a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regarding introduced species
作者 / Shelby Nicole Lane-Clark, Valoree S. Gagnon, Tara L. Bal
原文來源 /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2532-024-00179-9
譯 / 楊婷雅